1943年，延安杨家岭，周恩来住处。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站在门前，周恩来一眼认出，他就是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。多年未见，周恩来握住孩子的手，反复端详，邓颖超也赶来相见。 “长高了，真像你爸爸。”周恩来问他，“你还记得父亲吗？” 少年没有马上回答。对他来说，恽代英更多是照片中的面孔、母亲口中的名字，以及一个早已牺牲的革命者。 恽希仲出生于1929年初。那时，恽代英夫妇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，生活并不安稳，连一日三餐都常常没有保障。孩子满月时，周恩来、邓颖超曾前去看望，恽代英给孩子取了乳名“大毛”，正式名字则由祖父定为“希仲”。 这个名字寄托着长辈的期望。周恩来听说后曾解释，“希仲”中的“仲”，让人想到管仲，希望孩子将来能够成才。谁也没有料到，孩子出生后不到两年，恽代英便被捕入狱。 恽代英早年在武汉求学，1917年参与创办互助社，后来又组织利群书社、共存社，向青年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。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他成为党早期青年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。 他并不是只在书斋里谈理想的人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，恽代英曾在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，重视政治教育和军队建设。周恩来离开黄埔后留下的许多制度，也得到他的继承和发展。 1927年南昌起义前，恽代英担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，与周恩来、李立三、彭湃等共同参与起义组织工作。起义部队南下受挫，周恩来患病，恽代英等人设法安排他转赴香港治疗。几个月后，广州起义爆发，恽代英又承担了重要工作。 广州起义失败后，他没有立即离开，而是坚持到队伍撤退，随后转移香港。妻子沈葆英带着孩子与他会合，夫妻二人一边照料幼儿，一边负责资料整理、联络和掩护。沈葆英负责门口警戒时，甚至要用婚礼暗号辨认来人。 那段日子很苦。恽代英把有限的食物留给妻子，自己常常挨饿。沈葆英担心他的安全，他却说，革命者生活在群众中，就像鱼在水里，只要谨慎，便能继续工作。这种乐观并非轻松，而是对危险处境的清醒承受。 1930年5月，恽代英在上海老怡和纱厂开展活动时被捕。起初，他化名王作林，拒绝供认真实身份，敌人因证据不足，只能判处有期徒刑。组织曾设法营救，沈葆英也在安排下进监狱见过他一次。 夫妻相见时，恽代英没有谈自己的痛苦，反而询问“家里人”是否平安。沈葆英明白，他问的不是普通家人，而是仍在地下工作的同志。她只回答：“都很好。”临别前，她还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。 不久，顾顺章叛变，恽代英的身份被敌人确认。他没有继续隐瞒，平静承认：“我就是恽代英。”1931年4月29日，恽代英在南京被杀害，牺牲时年仅36岁，临刑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。 沈葆英失去丈夫后，仍要独自抚养孩子。上海局势恶化，她与党组织一度失去联系，只能把恽希仲送回湖北老家，由祖父和叔叔照料，自己则继续寻找组织。对于年幼的恽希仲而言，父亲的形象因此长期缺席。 1938年，沈葆英在武汉重新见到周恩来、邓颖超。多年失散，邓颖超握着她的手，关切询问生活状况。周恩来得知她还活着，也十分欣慰，并安排她前往延安。母子后来在那里重新团聚。 1943年，恽希仲到达延安。周恩来把他接到杨家岭，朱德、叶剑英等人也前来看望。那一晚，周恩来向孩子讲起恽代英参加革命、坚持工作的往事，使这个只在记忆碎片中认识父亲的少年，第一次较完整地了解了父亲的一生。 邓颖超抱着孩子时十分激动。她曾与沈葆英并肩工作，知道这个家庭承受过什么。周恩来夫妇并没有把恽希仲当作特殊人物照顾，而是帮助他接受教育，按普通革命后代的方式培养。 后来，恽希仲赴苏联学习飞机制造，回国后投身新中国航空事业，成为航空领域的技术人员。他很少以父亲的名望自居，也没有向国家提出特殊要求。恽代英留下的，不只是一段牺牲记录，还有一个在动荡年代被托付、在新中国建设中完成学业并参加工作的后人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