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钟伟民，生在舟山的小渔岛，祖辈靠海吃海，日子过得紧巴却也算安稳。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岛民，没读过多少书，却认准了“读书能改命”的理，攥着皱巴巴的零钱，咬着牙供我读完了农业大专。 走出校门的那一刻，我攥着毕业证，心里憋着一股劲，一定要混出个人样，让父母不再为生计发愁。 大专里我学的是畜禽养殖，毕业后没敢往大城市挤，知道自己没背景没资源，便在城郊找了块空地，东拼西凑借了十几万，开起了小型养鸡场。那时候的日子，苦却有奔头。 天不亮就起床拌料、喂鸡、清粪，半夜还要起来查看鸡舍的温度和通风，累得倒头就睡，可看着雏鸡一天天长大，听着鸡群咯咯的叫声，心里就满是希望。 我靠着在学校学的专业知识，搭配着自己摸索的饲料配方，养的鸡成活率高，下的蛋个头大、蛋黄稠，慢慢在周边的菜市场和小超市打开了销路，生意一天天有了起色。 三年时间，我的养鸡场从最初的几百只鸡，发展到了上千只，不仅还清了外债，还给家里寄了不少钱，父母在岛上逢人就夸儿子有出息。 我也在城郊租了更大的场地，想着扩大规模，把养鸡场做成当地的小品牌，甚至还规划着未来搞生态养殖，让自己的鸡和鸡蛋走进更远的市场。可命运的耳光，总是来得猝不及防。 那年冬天，寒潮来得早且猛，气温骤降了二十多度，我那简易的鸡舍保温措施没跟上，一夜之间，几百只成年鸡被冻死，雏鸡更是所剩无几。 屋漏偏逢连夜雨，紧接着，养殖场又遭遇了鸡瘟，剩下的鸡接二连三倒下，药石罔效。我守在鸡舍里，看着一只只活蹦乱跳的鸡变得奄奄一息，心里像被刀剜一样疼。 为了控制疫情，我不得不把剩下的鸡全部扑杀掩埋，忙活了三年的养鸡场，一夜之间化为乌有。 不仅如此，因为扩大规模，我还向银行贷了款，如今血本无归，负债累累。催款的电话接连不断，亲戚朋友也避之不及，曾经的希望和憧憬，碎得一地鸡毛。 我关掉了养鸡场的大门，看着空荡荡的场地，觉得自己像个笑话，三年的努力，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那段日子，我整日浑浑噩噩，泡在酒里，觉得人生走到了尽头，连回家面对父母的勇气都没有。 父母从岛上来找我，看着我颓废的样子，没有一句责备，只是默默给我收拾屋子，做我爱吃的海鲜面。 父亲坐在我身边，抽着旱烟，说：“伟民，咱岛民的命，硬得很，摔一次跟头不算啥，爬起来就好。”母亲也抹着眼泪说：“实在不行，就回岛上来，家里还有一亩三分地，饿不着。” 父母的话，像一缕微光，照进了我灰暗的心里，可我还是迈不过那道坎，总觉得自己一事无成，辜负了他们的期望。 我在城郊的出租屋里待了半个月，不想见人，不想说话，只是偶尔看着窗外的天空，想起小时候在舟山的小岛上，跟着父亲出海，跟着母亲养鸡的日子。 也就是在这时，一个尘封了十二年的记忆，突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 那是我刚上农业大专的第一年，放暑假回岛，当时家里养了几十只土鸡，品种是舟山本地的土黄鸡，抗病能力强，适应能力也出众。 那年岛上遭遇台风，家里的鸡舍被吹塌，鸡群四处逃窜，损失惨重。看着父母唉声叹气，我心里也不好受，想着能不能找个地方，让这些鸡有个安稳的生存环境。 我们村子附近，有一座无人岛，面积不大，也就几百亩，岛上植被茂盛，有杂草、灌木，还有不少野果，周边的浅滩里还有小鱼、小虾和螺蛳，自然条件十分优越。 那座岛因为没有淡水，又远离主岛，一直无人居住，只有偶尔有渔民路过歇脚。我当时一时兴起，又抱着一丝实验的心态，想着试试让土鸡在自然环境下自生自灭，看看它们的生存能力到底如何。 于是，我从家里剩下的鸡群里，挑了30只母鸡、10只公鸡，这些鸡都是健康壮硕的成年鸡，正值产蛋和配种的最佳时期。 我和父亲划着小渔船，把这40只鸡送到了无人岛上，没有给它们准备任何饲料，只是打开鸡笼，让它们自由散开。 看着这些鸡慢悠悠地走进岛上的草丛里，啄食着草籽和小虫，我当时只是觉得好玩，想着或许过段时间，这些鸡就会因为没有固定的食物和淡水死掉，毕竟那座岛看着生机盎然，实则生存也有挑战。 暑假结束后，我回到学校，忙着上课、实习，很快就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。后来毕业、开养殖场，日子过得忙碌，更是几乎忘记了自己十二年前，曾把40只土鸡送上了那座无人岛。 如今养殖场破产，人生跌入谷底，这个被遗忘的记忆，却像一颗种子，突然在我心里发了芽。 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：十二年后的今天，那座无人岛上，会不会还有那些鸡的后代？这个念头一旦出现，就再也挥之不去。 我知道，那座岛没有淡水，可岛上有低洼处，下雨会积水，还有一些植物的根茎含有水分，土鸡的适应能力本就强，说不定真的活了下来。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母，父母先是一愣，随即摇着头说：“十二年前的事了，哪还有什么鸡，说不定早就被海鸟或者野兽吃了，就算没被吃，也得渴死饿死。” 可我心里的念头越来越强烈，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我想，就算岛上没有鸡，去看看也好，就当是散散心，逃离一下这让人窒息的现实。 于是，我找村里的亲戚借了一艘小渔船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