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2年春，深圳先科光盘生产基地，邓小平南方视察期间见到了叶华明。老人认出了叶挺的儿子，却一时没想起他在叶家兄弟中排行第几，笑着问：“你是叶老二吧？”叶华明伸出四根手指：“邓伯伯，我是老四。” 这句家常话，背后连着一段特殊的成长经历。 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后，叶挺从重庆码头被押往监狱。临行前，他把两个儿子叫到身边，叮嘱他们带着信去找周恩来。孩子们后来进入周恩来身边的生活圈，之后又被送往延安，寄居在聂荣臻家中。 那时的延安，住着许多从战火中走来的革命者。邓小平也常到聂荣臻家中，两兄弟相貌相近，他一度分不清谁是老二、谁是老四。多年以后，这个小小的称呼，竟在深圳再次被提起。 叶华明没有沿着父亲的军事道路前进，却在另一条道路上遇到了时代的急转弯。他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，曾在航空、航天系统工作。改革开放初期出访荷兰时，西方科技企业的组织方式和先进设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。 机关工作稳定，却未必适合所有人。叶华明在科技部门任职期间，常因项目和管理问题提出不同意见。有人觉得他“太能折腾”，他自己却越来越明白，真正想做的不是在文件之间周旋，而是把技术变成可以落地的产业。 1983年，深圳公开招聘人才。那时的深圳还不是后来人们熟悉的城市，基础薄弱，条件简陋，许多事情都要从头摸索。叶华明和妹妹一起报名，随后南下。办公地点简陋，天气闷热，工作经费也十分有限，但他看中的，正是这片土地尚未成形的可能性。 1984年，叶华明被安排负责深圳科技工作。科委人员不多，手里的资金只够维持日常开支，谈科研产业几乎像是“空手起家”。与其等待条件成熟，不如主动寻找突破口。叶华明和同事商量后，决定利用特区政策，吸引外部技术和资金。 关键问题很快出现了。 政府部门适合制定政策，却不便直接与外国企业谈投资、谈合作。外商面对官员，往往客气有余，具体行动不足。叶华明由此提出，成立一家面向市场的科技开发公司。 公司取名时，他想到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的重要论断，便用了“先科”二字。1984年5月7日，先科技术开发公司获批成立。起步时，公司只有几个人，资金也非常紧张，叶华明个人拿出5000元垫付开办费用。 小公司要做大项目，谈何容易。 当时，录像带和录音带市场已有需求，但叶华明不满足于简单贸易。他在荷兰接触过飞利浦公司的激光视盘技术，认为中国若只买产品，始终只能跟在别人后面，必须争取技术转让。 飞利浦是世界知名企业，先科却只是刚成立的地方公司。对方起初并没有理由把核心技术交给这样一个“无名之辈”。叶华明采取的办法很直接：先把产品带到深圳，让地方领导亲眼看到技术效果，再以市场前景和特区政策争取合作空间。 1984年7月，飞利浦代表带着样机到深圳演示。激光视盘放映苏联电影时，图像清晰、声音稳定，现场人员印象很深。叶华明随后借用样机，向深圳领导班子作进一步展示，合作谈判由此获得了现实基础。 谈判持续了很长时间。先科需要资金、厂房和人才，飞利浦则要评估中国市场及合作风险。叶华明一边向银行贷款，一边筹建生产体系，还要解决设备运输和技术人员培训等问题。1985年，双方最终落实技术引进合同。 这一步，不只是买设备。 先科引进的是较为完整的光盘生产工艺，涵盖设备、技术和生产组织。工厂建设完成后，生产线经过组装、调试，逐渐具备制造激光视盘和唱片的能力。1989年，先科生产出第一批激光视盘，随后又制作中国自己的音像节目。 《亚洲雄风》和《红楼梦》等节目进入市场后，先科的知名度迅速提高。1991年10月，李鹏出席先科生产线剪彩仪式。中国由此具备生产激光唱片和激光视盘的能力，成为当时少数掌握相关产业化技术的国家之一。 有意思的是，叶华明既熟悉机关体系，也懂得企业经营。他没有把公司办成单纯的贸易窗口，而是不断扩展技术合作、生产制造和市场销售。先科后来拥有多个子公司，业务延伸到光盘、鲜花等领域，成为深圳较有影响力的企业集团。 到1992年，先科资产规模已明显扩大，成为深圳重要的纳税企业。邓小平视察时，叶华明站在生产基地内，面对这位多年未见的长辈，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晚辈姿态。 “你是叶老二吧？” “不是，邓伯伯，我是叶老四。” 一句排行之问，勾起了延安岁月，也点出了叶挺家族与新中国科技产业之间一段少见的联系。此后，叶华明仍参与企业发展，直到退休前后，先科创业时期留下的生产线和技术引进经验，已经成为深圳早期高科技产业探索的一部分。 特别